明明受到惊吓，但我不敢和家人提。我爸我妈仍在卧室酣睡，而一个多小时后我又要重新出发。我和衣而眠，蜷缩在客厅沙发上，莫名地牙齿打战。
直到我上大学，假期约了同学，要赶夜里两点的车去某地旅游，父母问我要不要他们陪我去火车站，我脱口而出：“开玩笑！我初二就半夜两点出门赶过车。”说清原委，父母为之后怕。
那只是一次意外的通勤。
本科毕业后，我在家乡工作过两年，家离工作的中学有十几千米，坐168路公交车上下班。我常对家人或同事说：“我去‘一路发’了。”
168路公交车的特点是人多、车程长，绕大弯的频率比其他路线的公交车高。两年内，我在168路公交车上背完了整本考研词汇，我见过英勇女乘客与“咸猪手”誓拼到底，也曾体验过车连续三个大弯，我差点从座位上被甩向车门。
我曾以为在168路公交车上每天来回三小时，穿合肥城而过，是我人生中通勤的“天花板”，可到了北京后，我发现是我肤浅了，我低估了大城市的“大”和“堵”。
读研时，我兼职做家教，接活儿最多时，一周带三个孩子，他们的家与我所在的学校正好分布在城市的四角。最远的单程两小时，最近的来回也要一小时。
然而，只有更远，没有最远；只有更长，没有最长。
又过了几年，我在北京南三环的一家老字号单位上班，而我买的房子在北五环外。
还记得第一天从新家到单位，我先是坐公交车到立水桥地铁站，坐13号线地铁，再换2号线，当我从磁器口站钻出来，有种冬眠结束后的土拨鼠重见天日之感，然而这征程还有四分之一——还要坐715路公交车到虎坊桥。
下车，步行数百米，过马路，爬四层楼梯，走过悠长的红木地板走廊，推开办公室的门，我一看表，距离从家出发已过两个半小时。我立马瘫在椅子上，还没上班，已找到下班的疲惫感。
同单位一位姓张的前辈和我住一个小区，我俩的脸色可能是全单位最不好的，尤其每周一。
五年，我在每天五小时的通勤路上，看了无数本小说，听了无数首歌，追过无数部剧。我甚至养成了在包里塞个面包或塞个苹果、橘子的习惯，路程过半，掏出来吃一口补充能量。这让我想到我的徽商老乡们，在明清时代，他们步行出山，包袱里总得带些干粮。
最惊险的一次，地铁行至灯市口，我吃了口包子，列车不知何故紧急刹车，我被包子噎住，一句话说不出，脸涨得通红，嗓子里发出“呃呃”声。
幸好站我背后的乘客察觉我的异样，他行动敏捷，反应迅速，一巴掌拍向我后背，我似乎听见一声清脆的“啪”，吃进去的包子被我吐出，仿佛瓶塞自瓶口弹出。
我忙不迭回头道谢，四周人纷纷告诫我：“危险！你可千万再别在晃动的车厢里吃东西了！”
从此，我戒掉了边走边吃。除此之外，我变得特别会打发无聊。
看书、追剧是基本操作，但凡有一小时的空儿，我都会在手机上干活，写方案、稿子，回复各路消息，安排假日计划，网购东西，抢票……总之，人坐着，脑子不停，活儿不停。
大概是过去在路上花的时间太多了；大概是生病时心急火燎往大医院赶，路迢迢、何时到的记忆太深刻；大概是朋友聚会散场后，我要一个人坐很久的车才能回家，孤独感太强烈。
因此，我变得对“远”的定义和忍耐力超乎常人，而对“方便”和“近”的要求也高于寻常。理发、逛街、下馆子、看病、孩子上学，都要在步行便可达的范围内解决，方圆不超过两平方千米。太远了，学校再好，馆子再好，“Tony老师”再好，都不值得。
今天一早，看了篇网上的热帖，一位女士提及自己为什么和前男友分手，因为从前男友为两人结婚购买的新房到她单位，需通勤半小时。“每天上下班太痛苦了！”“我简直无法忍耐！”
她的痛苦如此实际，也让我如此惊讶——如果半小时的通勤都让人无法忍耐的话，在北京，大部分人都无法立足。
人的忍耐度是一点点积累起来的，如我从40分钟到两小时再到五小时，直到现在下意识地以曾经认为的极限为衡量标准。有了对比，就有了平衡。
你要是觉得你的路不顺，何不试试别人走过的更远、更难的路呢？
— END—
本文选摘自
《读者》（原创版）2024年2月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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